眼前的实惠为好。
想到此，蒋介石也就决定“同意‘休战’了”，并立即给予回应。
于是，蒋介石让已兵临北京城下了的阎锡山出面，代表“南京国民政府”去与张作霖谈判，并负责接收“京、津”。
阎锡山受《命》后，则派遣“山西民政厅长”南桂馨、“第三集团军前敌总指挥”孔繁蔚为“代表”，进北京与张学良、杨宇霆等人谈判，以商议“有关和平接收‘京、津’事宜”。
双方很快议定“‘安＊国＊军’主动让出‘京、津’及直隶，而‘国民政府’须给‘安＊国＊军’撤离以方便”。
对此，“国民政府”当然答应，并满口承诺：“‘奉军’撤离时，‘国民政府’的军队绝不追击。”
如此，谈判告成；“奉军”可以放心地撤退了，张作霖则也决定“离京返回奉天”。
因此前，张作霖已遭遇过多次暗杀；所幸自己命大，都让他躲过了。为此，张作霖每次出行，都多了一个心眼；这次亦然，张作霖打算乘汽车取道古北口出关。
然而，张作霖知道，自己因“反苏”、“反赤”已得罪苏联人太深，因遏力阻止“蒙满五路”的修筑也得罪了日本人；因此，苏联人或日本人都会想要他的命；所以，无论走哪条道都无“绝对安全”可言。
且取道古北口走的是公路、坎坷不平、要受颠簸之苦，过惯戎马生涯的张作霖倒是呒啥，但随同返回的家人如何受得了？再，取道古北口沿途荒野多山；若真有人要暗算自己，反而利于其埋伏阻击；因此，看来这并非可取之道。
而此时，“奉天省长”刘尚清闻知“张大帅要返回奉天”，即已向京奉铁路沿线各县发出《密电》“务须妥为警备，毋可疏懈”。
先期退至榆关了的张作相，也已在北京至榆关的铁路沿线增派军队、严密设防。而坐镇奉天的吴俊升，也在榆关至奉天的铁路沿线加强了防备。
如此，北京至奉天的铁路沿线都已严加防范了，看来是万无一失。
张作霖闻《报》后，心想“是呀，京奉铁路毕竟是由自己控制的，看来还是走铁路保险。”因此，张作霖决定了“乘火车回奉天”。
不过，张作霖为防万一、又故意布了个**阵。
先是，将原定于六月一日的行程往后推迟了一天；而到了第二天，张作霖又让他的“五姨太”及一班“仆役人”等登车先行，自己却延至三日子夜一时才启程。张作霖以为，自己如此三易其时、变化无常，即使有人想图谋他、也定会扑空。
但是，张作霖哪里知道，虽是他十分乖觉，还是躲不过被暗算、而走上了一条不归路。
原来，田中义一迟疑不决之时，日本陆军军部中要求“去除张作霖”的声音却不绝于耳。
“日本关东军司令”村冈长太郎更是耐不住了，在他觉得“除了杀死张作霖，此外断无解决‘满洲’问题的办法”。
于是，村冈长太郎打算撇开田中义一而自己行动了，决定派遣“武官”竹下义晴赴北京去刺杀张作霖。
然而，“关东军司令部高级参谋”河本大作却认为“张作霖在北京耳目众多、防范严密，赴京行刺恐难成功且会打草惊蛇；不如在他返回东北途中动手，方可一举成功。”
村冈长太郎然其言，遂将“刺杀张作霖”的任务、改交于了河本大作，并关照“只可成功，不得有误。”
河本大作受《命》后，即在“关东军参谋部”里挑选人员，组成了一个“特别行动队”；然后，制订了一套严密的《暗杀计划》并立即付诸实施。
就这样，村冈长太郎与河本大作合谋后张网以待，只等张作霖前来送死；只是，张作霖自己还懵懂未觉，田中义一也不知情。
而张作霖三易其时后，这才觉得“可以安全出行、离京回奉了”。
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子夜，张作霖在其亲家、前“国务总理”靳云鹏及时任“安＊国＊军＊政府国务总理”兼“交通总长”潘复、“农工总长”莫德惠、“财政总长”阎泽溥、“教育总长”刘哲、“总司令部参谋长”于国翰、“日本顾问”町野武马与仪峨诚也等人陪同下，偕同他的“六姨太”马岳清、“三公子”张学曾及“大帅府副官”王宪武、“管家”温守善、“医官”杜泽先等人，乘坐“泰山”号专列、终于启程返回奉天了。
车至天津，靳云鹏、潘复及“日本顾问”町野武马皆因有事下了车，换上了前“交通总长”常荫槐陪乘。车抵山海关，早已迎候的吴俊升也上车陪行了。
一路上，透过车窗可见，铁路沿线两旁三步一岗、五步一哨地都有兵士守备着；看来，固然是戒备森严、万无一失，纵然是有**加害自己也无从下手。
六月四日凌晨，专车驶进皇姑屯车站；“实业总长”张景惠、“奉天宪兵司令”齐恩铭等人也已在车站迎候；并告知“奉天省长”刘尚清“已率武官员在奉天新站迎候”。
皇姑屯是奉天的一个站，到了此地也就抵达了奉天，曾经悬着的心则可放下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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