代表会得选举省长，为本省自治之监督。全国有过半数省分达至宪政开始时期，则开国民大会决定《宪法》而颁布之；《宪法》颁布之日，即为宪政告成之时，而全国国民则依《宪法》行全国大选举。国民政府则于选举完毕之后三个月解职，而授政于民选之政府，是为建国之大功告成。”
这“建国三阶段理论”看似明晰可操作，但因没有具体的时间表，只能算是一个模糊的框架；不过，对于民主进程，毕竟有其指导意义。
而今，“北伐”完成、战争结束，依据孙中山的“建国三阶段理论”，该由“‘军政’时期”过渡到“‘训政’时期”，这却是不容含混的。
对此，蒋介石倒是也有此意。
因为，即使依照孙中山的“建国三阶段理论”，“‘训政’时期”实质上还是需要“以党治国”；而如今，“国民党”独大，可“治国”的也就非“国民党”莫属。而“建国三阶段理论”没有时间表，“训政”何时结束？还不是“治国者”了算；所以，这“训政”两字大有章可做，倒是不妨一用。
何况，“‘训政’时期”必能“加强‘中央’集权”，藉此“可取消各地的‘政治分会’，各派系的势力岂不被削弱？”这也正是自己所谋求的；妙的是，如此“削藩”名正言顺，那班难以对付的家伙也就无话可了。
为此，蒋介石决定“立即召开‘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’”，以《宣布》“训政”、实施“削藩”。
“国民党要召开‘二届五中全会’”的消息传出后，舆论哗然了。
因此前，“南京国民政府”曾表示过要“实行法治”，并在六月十二日发表的《国民政府对内宣言》上有言：“厉行法治，欲谋政治之建设，必先发扬法治之精神；今全国统一，开始训政，一切政治主张务使成为有条理之法律。”
所以，亟待“法治”的国人，一片要求“制定《约法》”的呼声随之而起。
由“满族人”英敛之创办的《大公报》发表了题为《新约法与五中全会》的《社评》，竭力主张“制定《约法》”；指出：“今全国统一，时移势易；非有齐一之规模，不足以坚民众之信仰；而国民之权利义务，中央地方之权责范围，党政国政之关系连络，均须有约依定；故而，制定《新约法》，乃时局之所急需。”同时，强调：“《约法》一经制定，即应严格实施；从上澈下，悉受部勒，不得再有《旧约法》时代违法玩法之弊。”
“上海总商会”虞洽卿、冯少山、林康侯、陆凤竹等人发起，与其他四十五个专业“商会”一起组织了“请愿团”，专程赴南京向“国民政府”提交了“要求制定《约法》”的《请愿书》。
社会名流、时任“上海公学校长”胡适则从“保障言论自由”的角度，也竭力主张“要制定《约法》”。
对此，国民党内也有人响应；时任“国民党中执委员”朱霁青认为：“一个国家，不应没有一部根本**。现在，‘北伐’完成了，由‘以党建国’进入‘以党治国’时期，制定一国之根本**已是刻不容缓之事。”
时任“国民政府法制局长”王世杰也认为：“因为，‘国民政府’政制已与前不同，旧的《临时约法》不再适用；故而，需要有一部新的《约法》，方能使政局稳定。”
如此，“要求制定《约法》”已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。
且因，蒋介石正欲“训政”；而“训政”也需要有一部新的《约法》作幌子；因此，“要求制定《约法》”与其所谋并无大的矛盾。
所以，蒋介石摆出了“愿意倾听民意”的姿态，由“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”李烈钧接见“请愿代表”，听取了“请愿团”的“要求”；并授意“国民政府法制局”拟了个《组织中华民国暂行约法起草委员会案》，准备提交“二届五中全会”审议。
一九二八年八月八日，“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”在南京召开。
全会上，蒋介石明确提出：“‘北伐’成功，全国统一；遵照‘先总理’中山先生的‘军政、训政、宪政’三阶段理论，中国应从‘军政时期’进入‘训政时期’了；而要实行‘训政’，必须制定《约法》、改组政府、加强中央集权，而各地的‘政治分会’就没有必要继续存在了。”
蒋介石的话甚是明了，可谓是“项庄舞剑，意在沛公”，其真实目的无非是为了“取消‘政治分会’”；因此，立即遭到了李宗仁、冯玉祥、阎锡山、李济琛等人的抵制。因为，这分明是要削他们的权，如何受得了？
于是，反驳道：“‘政治分会’是为了中央与地方均权而设立，是经‘二届四中全会’通过的；现在要取消，岂不是违反了‘四中全会’决议？‘政治分会’的存废，只有‘第三次代表大会’方能决定；现在，谁都无权取消。何况，各地的‘政治分会’负有‘剿共’之责；若是轻易取消了，谁来‘剿共’？”
如此驳斥，令蒋介石语塞了。特别是“剿共”，蒋介石视为头等大事；若是各路诸侯真的因此而撒手不管了，如何是好？这倒确是给他出了个难题；
本章未完，请翻下一页继续阅读..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