异常时，林久治郎等人也就信以为真了。
就这样，刘尚清与藏式毅巧妙地将日本人忽悠了，方才免除了进一步的变乱。
与此同时，刘尚清又急忙派遣张作霖的“副官”王宪武秘密潜入关内，带上所谓张作霖的《口令》，通知张学良“速回奉天”。
其实，张学良在六月四日就已获知“乃父在皇姑屯被炸”的消息；只是未知祥情，心中悬着。
而此时，虽已与“北伐军”谈妥了“双方休战”，但驻于“京、津”的“安＊国＊军”尚未安全撤离，张学良一时不敢擅离。
因为，张学良知道，在此非常时期，绝不该因此事影响了军心；否则，引起新的变故，后果会不堪设想。而自己作为张作霖的“长子”且是军中主将，一举一动更得慎之又慎。
因此，张学良虽是闻知“家父被炸”后甚是揪心，但却只得竭力克制自己、保持镇静。
恰好，这一天是张学良的生日；当晚，张学良不露声色、神情如常地出席自己的生日宴会，谁也看不出他心底压着多大的痛苦。
第二天，张学良《命》其部将“第四十七旅旅长”兼““北京戒严司令部副司令”鲍毓麟留驻北京，以维持北京的秩序且与“北伐军”办理交接，自己则与杨宇霆率部向滦州撤离了。
到得滦州后，张学良暂驻于滦河西面北山的大觉寺内。
此时，王宪武赶至滦州，传达张大帅的口令，要六子“速回奉天”。
虽然，王宪武守口不言“张大帅已亡”；然而，张学良已觉到了事态的严重，揣测到“家父必是生命有危”，并非是先前所报的“只是负伤，无碍大事”；否则，何必派其“副官”专程赶至滦州催促自己“回奉”，且只是《口令》而无《手谕》。
因此，张学良确是把心都提到了嗓子眼，急欲“返回奉天”不敢再有片刻迟缓了。
于是，张学良把军务交予杨宇霆；然后，只带了“副官”谭海、“卫队营营长”崔成义、“外交秘书主任”王家桢等几名亲随，化装后混于一辆军用的闷罐车内、悄无声息地出关了。
六月十七日，张学良抵达奉天。
进得大帅府后，张学良这才确知“父亲已是归天”；此时，他忍不住扑在父亲遗体上、便放声大哭，十几天来憋在胸中的悲苦、一下子全发泄了。
良久，在刘尚清、臧式毅、王家桢及家人的一再劝慰下、才渐趋平静。
当晚，刘尚清、臧式毅、王家桢等齐聚“大帅府”彻夜商议，皆认为“当务之急应由‘大公子’张学良出面主持‘奉天军务’，以防不测”。
于是，商定以“张大帅”的名义草拟一份《手令》，称：“本大元帅因病未能兼顾奉天军务，着派张学良全权代理，特予知照。”落款是由张学良模仿其父笔迹的“张作霖”三字。
接着，刘尚清即发表《奉天省长公署令》，《宣布》：“奉张作霖大元帅《手令》，张学良已于十七日全权代理奉天军务。”
由于，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已是尽人皆知；因此，张作霖不能视事了，由其“长子”张学良代理“奉天军务”甚至于放权给他，皆在情理之中、无所厚非；所以，奉天的“军、政”界中无人异议。
其实，“皇姑屯事件”发生后，“奉系”中曾有**请张作霖的“拜兄弟”、时任“安＊国＊军＊第五军团长”兼“吉林省督军”张作相主政“东三省”。
然而，张作相却竭力主张“应由张学良接任，自己绝不擅位”。
于是，张学良返回奉天后，即召开“东三省联席会议”；会上《宣布》：“张学良自《任》‘奉天省督军’，张作相仍《任》‘吉林省督’，其亲信万福鳞则《任》‘黑龙江省督军’。”
如此，在张作相等人的全力扶持下，“安＊国＊军＊政府”的“军、政”大权顺理成章地传到了张学良的手中，“东三省”的军心与政局才都稳定了。
只是，张作相将张学良扶上权位后，却对张学良诚恳地：“六子，你是主帅了；在公开场合，你完全有权指挥任何人，不必有任何顾虑；我老叔定然全力支持你，听候你的调遣。不过，你若是干得不好；私下里，我老叔可是要刮你耳光的。”
张作相的坦诚赤心，令张学良甚是感激。
张学良返回奉天后，“奉军”络绎撤回关外；日本人见张学良回到奉天并接掌了“军、政”大权，且关内的“奉军”撤回后军势不弱，也就有所顾忌、而不敢妄动了。
孙传芳见“奉军”撤退了，也就随同出关仍寄人篱下地依附于了张学良。
而退驻滦州的褚玉璞手下尚有数万兵马，故不愿认输而欲顽抗；结果，被白崇禧所率的李品仙部击溃；褚玉璞败逃至大连，所部则被白崇禧收编了。翌年，褚玉璞潜回山东，欲伺机再起；结果，却被有“胶东王”之称的“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”刘珍年捉获枪杀。
而欲回奉天的张宗昌，因张学良恐其桀骜不驯、对己不利、却不允其出关。
张宗昌见自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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