义上承认了赵、魏、韩的诸侯地位。晋国名存实亡。
晋桓公二十年(前369)，赵成侯、韩懿侯迁晋桓公于屯留。晋桓公三十年（前359年），赵成侯与韩昭侯分晋，迁晋君于端氏。晋静公八年（前349年），赵国夺取晋国的端氏，将晋君迁往韩国的屯留，《竹书纪年》言此年韩玘杀君悼公，疑此君主即晋静公，晋国最终灭亡。[10－11]
3疆域
晋最初只限于今山西南部的汾水流域一带。进入春秋后，于晋武公、晋献公时期开始其扩张进程。最终形成了包括山西省全境、陕西省东部与北部、河北省中部与南部、河南省北部、西部与中部的部分地区，成为典型的超级大国之一。[14]
政治
行政区划
晋国早期的地方行政为都、邑两种。“都”是指有宗庙的城市，没有宗庙的都称为邑。随晋国土地的不断增长，到春秋初期又兴起一种名为“县”的行政单位。县是通过灭亡其他小国而形成的，国君将其封给大夫作为世袭的封地。县都是由新占领的封地而设置，所以常位于国境边缘，属于军政合一的单位。随着灭国的增加，令得县要比都和邑发展的得更快。而由于公室的衰微和世卿家族的兴起，卿大夫们不断兼并公室的领地，到悼公以后，连旧都绛也被置为县了。晋国在春秋后期已经有四十九县，并且都是“成县”，也就是大县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为数不少的自大县中分出的小县。晋国的县不同于楚国，其长官叫做县大夫，也是可以世袭的，其权力几乎和普通的邑大夫没有区别。
据《中国行政区划史·总论、先秦卷》中的晋县考的考证，晋县最早为武公时所设的荀县，再为献公时的耿、魏两县，其余各县则为文公、灵公、平公和顷公时所置。这些县主要分布在黄河（古称河水）与汾河流域，并远离都城，处于边地。
国都
晋的国都见诸于史的先后有唐、翼、绛、新绛等名字。唐叔虞受封时的都城在唐。春秋史籍《左传》最早记载的晋都是翼。翼、绛之间的关系存在一定争议，根据考古报告，唐和翼可能是一座城市，但翼、绛也可能只是一个城市的不同名称。《晋国史纲要》考证翼、绛是指同一个地方，最初由穆侯从唐迁都于绛，献公在位期间则对绛进行了扩建。《西周封考国疑》则认为国都自唐叔虞始封到晋侯缗时一直在翼，晋献公时才迁都绛。晋景公十五年（前585年），景公迁都于绛山之北汾河、浍河会合处的新田，称之为新绛，这也是晋国最后的都城。不过历代史书记载中，也有唐城在今太原市西南郊晋阳古城遗址之北的记载，但是缺乏充足的文物证据和史料证据，不被当代大多数所学者所认可。
曲沃也是晋国重要的城市，在晋国分裂时期是曲沃侯的都城，曲沃代晋后，武公在当地建造宗庙，做为祭祀历任国君的地方。[15]
宗法
主条目：宗法
宗法制度是周朝封建制的基础。宗法规定，国君的继承者必须是嫡长子，其余的儿子都称为别子。别子要另立宗族，并做为宗族的始祖。别子的宗族也是由嫡长子继承，称之为大宗，其余的儿子要新立为小宗。大宗历代都以最初分出的别子为祖，称之为“百世不迁之宗”，而小宗则每过五世就要和大宗脱离，这即是“五世则迁之宗”。春秋以后，晋国经过曲沃代晋与献公时的尽除公族和骊姬之乱后，破坏了传统的宗法制度，使得宗法制在晋国无法完全贯彻。武公以后的国君只尊始祖唐叔虞为祖，武公为宗，而唐叔至武公之间的各代君主都不再接受祭祀。献公以后，嫡长子继承制度也有所松动。惠公、文公、成公、悼公都是以庶子的身份继位，由于宗法约束力的下降，令礼的影响也有所减弱，取而代之的是法制。[16]
官制
晋国在文公以前的官职有司徒、司空、司马、太师、太傅。司徒在西周时为执政，后为因晋厘侯名为司徒，为避讳便被废置。司空为掌管军法的官员，司空则主要管理军营和后勤。文公以后，晋国实行的是军政合一的制度，文公时设卿，卿又称将军，他既是文职，也是三军的长官。六卿也称六正或六将军，其中中军长官为众卿之长，称为正卿、中军将或者元帅。
卿之下的官职又通称大夫，大夫不仅是官职，同样也是爵位。大夫也分上、中、下三种。并可以其司职而存在其他名称。司空在西周本属三公之一，卿制出现后，反倒成为了卿的手下，成为专司制造和刑法的大夫。晋国的司空多由世掌刑法的士氏担任。
在教育方面，国君会委派一个大夫为太子的老师，称之为傅，或太傅、太师、师保等。如晋平公为太子时，悼公以叔向为傅。成公得位后，将卿大夫的子弟列为公族，并设置公族大夫进行管理。在地方行政区划方面，晋国实行邑、县两种形式，其长官通称邑大夫、或县大夫。
晋国执掌刑法的大夫又称士、理或司寇。六卿中的士氏（后称范氏）也是以职务为氏。晋国的司寇士氏是世掌刑律的家族，原本是为在王室任职，西周末期因内乱而逃至晋国为官。由于晋在春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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