驻于青岛的日本“第六师团长”福田彦助派兵来济南、帮他阻截“北伐军”，交换条件是“让出济南的商埠区给日本”。
福田彦助对于济南早已垂涎三尺，张宗昌此举正中他的下怀；于是，福田彦助立即向首相田中义一报告。
田中义一对于蒋介石没有听取“青山会谈”时自己要他“缓图‘北伐’”之言，心中已是不爽、正欲加以阻挠。
何况，在田中义一眼中，胶济线乃至整个山东半岛应是日本的势力范围，不容他人染指；现在，“北伐军”抵达山东的济南了，危及到日本的利益、正可插手干预。如今，张宗昌的主动相邀是天赐良机、不可错失。
于是，田中义一即给福田彦助《训令》，要他“不失时机地立即抢占济南”。
福田彦助接此《训令》后，即放手而为。
因为，济南是开埠的内陆城市，有二千多名日本“侨民”；于是，福田彦助派遣“第十一旅团”以“保护‘日侨’”的名义开赴济南。
同时，福田彦助趁机要求张宗昌“干脆将整个济南都交给他”，让“日军”来对付“北伐军”。
张宗昌见福田彦助狮子大开口地得寸进尺，这才觉到了日本人也在打他的主意；而眼下，“北伐军”已大军压境，日本人又虎视眈眈；看来，自己不是伤在“北伐军”手上，也会死在日本人枪口下；这济南迟早不是自己的，那就干脆将它抛弃，让“北伐军”与日本人去争食。
于是，张宗昌与孙传芳就又弃城而逃；俩人渡过黄河后，仓皇地逃往直隶的德州。
张宗昌与孙传芳逃离后，“北伐军”即进驻济南。
此时，福田彦助派遣的“第十一旅团”尚未到来；然而，一些日本“浪人”却已组织了所谓的“‘日侨’义勇团”，在有“日侨”居住的街区垒起路障，阻止“北伐军”进入。
鉴于此，蒋介石下《令》约束将士，以免与日本人发生冲突、引来麻烦。
同时，《任命》孙良诚为“山东省政府主席”，方振武为“济南卫戍司令”，以维持秩序控制大局。
还特意在“外交部”名下设立了一个“交涉署”，《任命》“总司令部战地政务委员”兼“外交处主任”蔡公时为“山东特派交涉员”，以处理和交涉可能出现的涉外事件；“交涉署”则设置在济南的经四路与纬六路交界处，以便于交涉。
就在“北伐军”进城后不久，“日军第十一旅团”也接踵而至了。
“日军”进驻济南后，即把使馆区及有“日侨”居住的经一路、经二路、经六路、纬一路、纬三路、纬六路、纬十路等大片区域划为“日军”的守备区。
同时，还将济南城内的商埠区、车站、医院、邮局等地也都划为了“日军”的警戒区；并张贴《布告》称：“无论何军进入警戒区，一律解除武装。”俨然以占领军自居。
五月三日上午，“‘北伐军’第四十军”中有一名士兵因病被送往基督教医院治疗，却遭到了日本士兵的阻挠，双方因此发生争执。
谁知，“日军”突然开枪，当场打死了一名中国士兵；其余的中国士兵赶紧逃入医院，也被“日军”包围后缴了械。
事件发生后，“‘北伐军’第二十六军”的“宣传员”韦云彬在林祥街上宣传以揭露“日军”暴行；却又被一批日本“浪人”枪杀了，另有在现场围观的数名民众死伤。
接着，“日军”又出动大批军力、到处捕人，中**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进行了零星的抵抗。
蒋介石闻《报》后，担心“事态扩大、失去控制”；为此，即《命》随行的“外交部长”黄郛去与“日本驻济南领事”西田畊一交涉，希望通过他提醒福田彦助“能约束自己的部下、以平息事态”。
然而，福田彦助却通过有“支那通”之称的佐佐木到一向蒋介石提出了“中**队必须先行停火”的要求，并威吓道：“如不停火，中日将全面开战。”
果然，蒋介石被吓唬住了，即《命令》自己的将士：“停止还击，不可妄动。”
蒋介石是“北伐军总司令”，他下的《命令》，谁敢不遵？“北伐军”将士虽是心中不甘，也只得忍气吞声地执行。
然而，“北伐军”停止还击后，“日军”却得寸进尺了。
五月三日下午，一批“日军”闯入“交涉署”，竟然将“交涉署”的蔡公时及“参议”张鸿渐、“庶务”张麟书、“书记”王炳潭等十七人都残忍地杀害了。
就这样，一起骇人听闻的“济南惨案”发生了；因时值五月三日，故又称“五·三惨案”。
“五·三惨案”发生后，蒋介石被惊骇了。
“交涉署”是“外交部”下设的一个分支机构，想不到日本人竟会野蛮到如此程度，连国际法都不顾、而公然残害外交人士，真是史所未闻。
但因考虑到此事涉及两国间的关系，且也畏于“日军”的武力；无奈之下，蒋介石只得忍耐了，先《命》黄郛《致电》日本首相田中义一，向日本政府提出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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